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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正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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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2013-09-07 12:52:11|  分类: 文化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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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集体无意识形式。《诗大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基德,盗贼藏奸为凶德。”[2]《汉书·武帝纪》: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3]唐许浑 《题卫将军庙》诗序:既而以孝敬睦闺门,以然信居乡里。儒家以夫妇父子之家庭为中心,坚信通过自我修养而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终将由此及彼地扩展到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

       那么,何为孝呢? 子夏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4]。《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以说,敬为孝之根本,只有敬才能真正孝。色难就是和颜悦色地在父母亲周围去表现你的孝道,这是最难的。给父母买东西,给父母做衣服那不全是孝,因为动物都能做到孝 (反哺),孝最重要的就是在漫长岁月中的不改本色的孝——— “色难。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东西。不能这么绝对。父母亲生下儿女养育三年才能走路,到父母晚年尽尽孝是应该的。人都有生也都有老,老有所养,这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文化,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简单化。梁漱溟进一步将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三项特征,将民族文化认同的看作中国文化之根荄所在,坚持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

一、孝文化: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

       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衡量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的标准。二十四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汉文帝刘恒以他开创文景之治的清明政绩名垂青史,又以仁爱孝顺的德行品德名闻天下。他的母亲薄太后卧病三年,他在病榻前侍奉三年,常常夜不能寐,衣不解带,没有丝毫倦怠,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这就是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其它的还有虞舜孝感动天,曾参啮指痛心,子路百里负米,黄香扇枕温衾,他们的故事被世代相传,成为人们实践孝道的典范。因此,亲情和对父母亲的孝敬之心非常重要,如果连父母亲都不孝而能忠贞报国者,一定是没有的。

       曾参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以孝著称,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5]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在 《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有一天上山砍柴,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着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到母亲的呼唤而觉心痛,便背着柴迅速回家,对客人以礼相待。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

       孔子考察人的重要一条,是看其是否实行孝道并具有真切的孝心,这不仅是仁心醇厚,更是礼的不可割裂的部分。孔子学生中最喜欢的是颜回。颜回之可爱不仅仅是一箪食一瓢饮,更在于他听道闻道时似愚,好学而志于道。他默默吸收老师的思想,并躬身实践。然后,颜回英年早逝,围绕怎样安葬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颜渊死,子曰! 天丧予! 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有恸乎!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6]《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7]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8]这表现出孔子大于的节度,和坚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精神。

       而孔子最不喜欢的学生大概当是宰予。因为宰予正好与颜回的敦厚木讷相反,伶牙俐齿充满了话语机锋,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有一次宰予问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榖既没,新榖既升; 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9]孔子认为,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以孝道作为爱的回报。而宰予则认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0]。守丧会导致礼坏乐崩,因此认为一年之丧即守孝一年就足够了。宰予走后,孔子感叹说:予不仁也”[11]。孔子批评学生不孝为不仁不义,当是颇为严厉的,可见孔子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又一次,宰予向孔子提出一个两难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12]宰予假设这样一个情景: 如果告知仁者,有一个人掉进井里,他是否应该跳下去救呢?如果跳下去会死,而不下去就是见死不救而落入不仁。孔子想,宰予怎么会提出这种不可能的问题呢,只好应答说:为何会这样呢? 可以诱骗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 他可以被欺骗,但不会因受骗而去愚弄。”[13]颇有辩才的宰予三番两次的进攻,使得孔子很恼火。其后,孔子终于抓住一次机会严厉批评宰予。这一次对宰予的批评,以中庸之道观之似有欠公允。宰予昼寝”———宰予白天睡觉,孔子很生气而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于予与何诛?”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14]在孔子看来,这样的学生像朽木一样不可雕,他的基础底子太差,怎么可以做大事情呢? 白天睡大觉还能有什么抱负做大事情呢?

       应该说,孔子的激怒批评有点。学生有了疑问,提的问题不能接受,老师终于抓住一个问题就狠狠批评一通,这就了。但是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的伟大教育家,后来,孔子意识到自己对宰予的态度有失中庸之道。于是,他对包括宰予在内的弟子德兴特长重新进行了评价。在孔门弟子十哲中,宰予是言语科中的翘楚,孔子将他排在子贡前面,说明孔子充分肯定了宰予的言辞之能。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予、子贡; 政事 冉有、李路; 文学 子游、子夏”[15]。孔子又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16]不难看到,孔子穷其一生才重新回到了公允中庸的坐标上,这不能不说中庸之道实践起来有相当难度。

       同样,孔子对自己要求很严,他曾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的中庸之道有四条,我自己一条都没有做好。这四条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父母的孝道,我没有做好; 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诚,我也没有做好; 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没有做好; 要求结交朋友应先施之,我也没有做好。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弟以事兄朋友先施之,孔子都没做好。这是不是说孔子的人生很失败呢? 不是。其实读过 《论语》就会明白,孔子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他确实是做到了这四条,但是他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地方未能也,并不是说没有完全做到,而是说没做到至善,没做到至善至美。止于至善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日常生活的那种德性道德实践,日常语言的那种谨慎,还做得不够,不敢不勉励去做。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谨慎谦虚。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日常用度当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并精益求精长期坚持。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7]。说得好听,做得很差不行; 或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做得多么美好,而行动却相反; 或者言论像一个君子,而行动却像个小人。孔子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 为什么要说得好听而做得很差呢? 为什么要言过其实呢? 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孔子认为: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孝经》) 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种道德治己治人,鼓励人们言行一致,这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这是实践中庸的标准与规范。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而悌、忠、信是从这一根本关键处延伸出去的,这使孝文化处在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处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处在启蒙自己和启蒙他人的关系当中。真正的启蒙者应该是先要求自己达到很难达到的君子之孝,达到君子的孝文化深层结构———德行,然后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二、孝伦理: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

    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这在《大学》、《中庸》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论的大词。《诗经·文王》中说,深远的周文王光辉照人而且恭敬威武。作为人民的君主,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为人父。这几个关键词,君、臣、父、子,人们耳熟能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作为君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作为领导,应该止于仁,即定位在。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它他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孔子自己曾给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无论是孔子的,还是孟子的,都将个体人格的建立放在重要地位,只不过,孔子更重视仁心爱人的内在光辉,孟子更注重养个体浩然之气罢了。

       “非常重要,就是定位。定位到什么形态就显示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行仁政、爱人民,还是行暴政、害人民,结局截然不同。行暴政的结局就是君不成其君,就会被人民厌弃。因此要君其君就应定位于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要求。这里 《大学鲜明地提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定位在仁,就是爱人民。

       “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顺父母。被人骂为不孝是极为严厉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对国家而言,对父母而言。实际上,高于,因为齐家之后是治国,或者说齐家治国的基础。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伦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他连家族中最起码的人伦常识都没有,他要为国家为这个大集体去付出生命,其难乎哉! 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因为选择就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但对一般人而言,尽孝道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

        “为人父,止于慈,指作为父亲要定位在慈爱上。朱自清有一篇散文《背影》。朱自清离家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父亲到了月台上送他,车还没有开,这时父亲想要给孩子买一袋桔子。父亲买桔子两次爬月台,父爱融进在艰难地攀登月台的背影之中,儿子爱父之意也从注视着父亲背影的泪眼中流泻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18]父亲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朱红的橘子,还有父亲所有的寄托和慈祥的慈爱。朱自清那个时代已经是走向现代了,但这孝慈思想过时了吗? 难道都应该完全抛弃吗? 当然没有过时,也不能抛弃。

         “与国人交,止于信,指与那些国家的人民交往,应该定位在信,定位在诚信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和国家的基本机构,如果没有诚信,那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自然、天地、宇宙没有诚信,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大自然已有的规范和秩序丧失了,今天太阳是早上六点升起的,明天突然五点就升起,下午两点太阳就落山,这个世界的轨道就出了大问题。诚信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品质,是一个一往直前坚守自己德行的品德行,是一言九鼎的信守诺言。这种品质以其不变而展现了自己的价值。那些丧失了诚信、巧言令色、花样百出、坑蒙拐骗,甚至是妖言惑众的人,尽管能得宠于一时,最终将自食其果。君、臣、父、子、国人都各有其所,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从意识出发而辨识心性之别,人就此而有明心见性之心性提升。可以说,尽管作为民主国家已无君臣,但仍有上下级,所以孝文化对当代社会仍有其现实观古鉴今的意义。

       《大学》强调了仁、敬、孝、慈、信,说明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文化。《大学》规定,作为国家领导者,作为家族里边的子和父,以及作为普通人的老百姓,是紧密相关的社会链条,《大学》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问题。对现代社会而言,君臣关系可以转换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能苛求在孔子的时代或先秦的时代,就有现代意义上的上级与下级关系。经过现代的阐释,君臣关系其实代表了一种上下级关系。同样父子关系也不能照搬古代,应该增加新的意义,但子孝父慈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的家族里边,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也应该强调孝与敬。从品德意义上来说,仁爱、尊敬、慈孝和诚信,在今天基本上还应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噬,那是不允许的。

       其实古人也不是一味地愚忠愚孝。孔子孟子在这方面有相当清楚的表述,不可误读。《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不废; 邦无道,免于刑戮。”[19]《论语·子路》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0]《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1]《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22]《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23]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更是深入人心。《礼记·中庸》: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 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有道,不变塞焉; 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24]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西方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点不尽相同。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重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重视。

       在儒家孝文化结构中,德行的绵长,个人的修养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生生不停,是生生之谓道,生生之谓易 ( 《周易·系辞上》),要不断地发扬光大,而且要智能不灭、薪火相传,还需要一代代地往下传。同时,这种定位,要定位在仁爱上,所谓的子孝父慈等。其实都是一种慈爱,都是一种仁政。《大学》在这里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达到了完善,还不是最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样完善,使所有的人达到完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三、孝心理: 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

       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有人认为,今天社会现代化了,社会承担起很重要的功能,所以不用再孝。我想,这是对人性恶的根本放纵和对人性善的不作为。究其人性底线而言,总不能把自己的苍老疲惫的慈父和爱母,完全送到一个由社会来管理的体制中而问心无愧吧。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大学》把家、国、人三位一体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对于一个东方大国来说,国家是我们的家园,大地是我们生老死葬的地方。《大学》将国和家连起来,是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整齐自己的家庭,其内容就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如果一个人对家庭中成员的关系都不能协调好处理好,不能够对家庭成员进行良好的陶冶、熏陶,使每个人的行为合乎规范,那么,要去教别人、管理别人,是不可能的。榜样的力量无穷,人们看你怎样去调教你的孩子,怎样去规范你的家庭成员,怎样去和睦相处,大家也跟着做。只有你做好了,才能让大家感觉到心生温暖进退有度,这个家庭才是一个欢乐祥和而又尊长重幼的家庭。此时,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真正的圣人君子不用出门离家,就可以成就教化于国家。齐家对治国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大家族都整治得有条有理非常完善,这就是对国家的安宁平和做出了贡献。在家庭中忍辱负重协调各种矛盾,在治国上就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成教于国就是成就教化到国家,其基础就在于齐家。

        “孝者,事君也; 弟者,事长也; 慈者,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学会了孝敬,未来就可以忠心爱国,孝就是一种先行的培养,是对内在心性的一种教养。当然,孝不仅仅是事君,还要事奉父母,这个更加日常,也更难以做到。知道了孝悌悌道,就会妥善地敬侍长者。这个长者不仅仅是自己的兄长,还包括天下的那些比自己年长的兄长,对所有长者都要行尊敬之道。内心能够慈爱,并且将这种慈爱推扬开来,就能够使众,能够让大众跟随你,听你的指挥。并不是暴戾、乖张、愤怒才可以让大家听你的话,相反,只有慈爱才能如此,虽然它最弱,但是最能服人心。《康诰》曰:如保赤子’”。《尚书·康诰》说,像保护刚生下的孩子一样去保护它。心诚求之,就是对这些美好的东西就像爱护赤子一样,发自内心去做这个事情。虽不中,虽然可能没达到目的,没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不远矣,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大学》把心诚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心不诚,他虽然为追求目标达到个人目的而绞尽脑汁用尽手腕,但是他远矣”———隔得太远了。相反,锲而不舍,最终总能达到目标。

        “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 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如果一个家庭里充满了孝敬仁爱,那么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如果一个家庭都学会了互相谦让,长幼有序,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兴起兴让之风。相反,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个人贪而暴戾,甚至是诉诸于暴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随之发生为非作乱的事情。蜀国大将张飞,喝酒以后鞭打士兵,鞭打他的下级军官,结果受害者首先是自己,然后是他的国家。一人作乱,绝非小事。其机如此,其中的机运、运行的规律就是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一言就可以败事。这个一言往往是指关键性的话。如果你没有学会,没有学会,没有学会,而仅仅学会了贪戾作乱,那么一言可以让你的家族坏事,从此家道中落。一人定国一人指的就是关键的人物。按朱熹的说法,指的是国君一个人,他兴了仁、兴了让、兴了慈,那么,这个国家就安定了。

 四、孝政治: 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孝文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贞节牌坊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批判的一个靶子,我们今天应该尊重当时的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子思提出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指明君子所坚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广大,无穷无尽,而其本体精细隐微,无所不在。其后又引用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为君子,而作为君子需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一思想谱系,值得细致分梳。

      《大学》认为,治国的前提是齐家,君子要兴孝悌、兴仁让,并将这样的美德推己及人,才能齐其家,而后治其国。为了详细论证这一观点,《大学》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要想成教于国必须守孝悌、施仁慈。一家仁,一国才能兴仁,一家让,一国才能兴让。《大学》又分别以尧舜和桀纣为正反两面的例证揭示修身和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继齐家、治国之后的第十章,平天下是《大学》修为的最高目标。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修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由内向外生发扩展的过程,即从修身、齐家、治国到最后的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是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平天下是中国儒家伦理中很重要的思想。平天下的基础在齐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要从整饬家庭伦理开始: 一屋不扫,无以扫天下; 一家不宁,无以宁天下; 一家一族不太平,无以让国家和天下太平。 《大学》能从小见大、从微见著,认识到起点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人生修为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老老是说,国君或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孝敬老人,而民兴孝,而后全国民众都兴起重视老人的孝道。上长长而民兴弟,在上的人能够以长者为长,那么民也就是老百姓才会尊敬长者。上恤孤而民不倍,领导人能够抚恤孤寡,去爱惜那些飘零于世道之人,那么这个国家才会有爱,才不会违背人伦和人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絜,指的是量围长的绳子,而就是量直角的一种角尺,就是讲究方圆规矩,可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君子有方圆,就是具有了这种可能性,有了遵循道的标准。絜矩之道就是一种达到道的方法。所恶于上,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你厌恶上级那些对你不好的行为,那么,处于上位的你就千万不要以这种方式对待下属。你所厌恶下级那些毛病,千万不要故伎重演地用来面对上级。后面的先、后、左、右与前面的上下是相同结构,正好构成共同环境空间,呈现六个纬度,上、下、前、后、左、右。意思是说,所有这些都要合乎规矩之道。这样,一个君子才具有平天下的可能性,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可能性,他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中正之心。《大学》非常清楚地说明,只有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平定,因此治国是平天下的前提。而作为国家领导,其德行修养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 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孔子说,虞舜真是一个大孝顺的人啊! 德行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贵成了天之子———领导四方的最高的首领,四方诸侯国都是他的领地,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孙后代继承他的伟业。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四个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无私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滚滚红尘中,声名必然如雷贯耳; 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贪心获得;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俸禄; 必然快乐而健康长寿。天下万物必根据他的资质才华而去加以培养,应该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应该铲除。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只要你努力而尽到了诚心并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中庸》阐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圣德相传,周公旦又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这些在孔子看来都与中庸之道的标准相符合。正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业才得以延续。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夫孝者: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孝不是饮食之道———让父母亲不乏吃住之用还不是孝。孝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把他们未竟的事业往前推进,这才是大孝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祖先伟业的歌颂体认,对祖先未竟事业的努力张扬,对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阐释,也是对今天和后人的一次提升教导。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缮祖庙,还是把过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陈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摆设出来,献上新鲜的时令水果,以表示后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种制度规定,这个制度就叫做礼。有几层相关的意思,一是解释人类的行为规范。《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25]二是规矩恭敬的态度或行为,《左传·僖公三十年》: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26]三,仪式或祭礼。如: 典礼﹑婚礼﹑丧礼﹑成年礼。四,厚待。 《吕氏春秋·开春论》: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 《诸子集成·2)

       周公认为,祭祀宗庙时需要有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礼制包括: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贵贱也; 序事,所以辨贤也; 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 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庙祭祀的一种礼制,就是区别秩序,区别先后的秩序。礼崩乐坏与礼乐失位的表征,表明社会中各种复杂社会势力的权力斗争导致典章制度礼仪教化遭受破坏,社会秩序道德规范混乱。礼大致上说有以下几种,一是排列官爵区分贵贱,位高辈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级中排列职事,区分贤与不贤、能干与不能干和部门的重要次序。三是劝酒喝酒的敬法,应是晚辈敬长辈,以显示出先祖的恩惠下达。四是饮宴时依据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座位,即在饮酒宴会时不太恪守等级秩序官位爵禄,而是注重年龄齿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后,升起先王的牌位,举行先王留下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爱戴先王所爱戴的子孙和臣民。这样,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还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大孝、至孝。可以说,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顺的人,他们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庙,行孝悌,确立了用礼来治理天下的原则,并让这种思想薪火相传。这些从小处开始积极作为和严格要求,是与儒家忠孝之道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 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处在下位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上面的信任,是不可治理民众的,意思是说处在下位的人只有得到了上级的信任才可以大治。以此类推,要得到上面的信任有一条法则,首先要得到亲朋好友的爱,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这样才可能去治理百姓。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其关键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怎么可能并有能力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呢?孝敬父母的关键是自身要诚,假心假意把父母亲当成工具来利用,怎么可能得到父母亲的信任呢? 怎么会得到他们无私的爱呢? 要得到自身之诚,首先要发扬自己善的德行。从最小的开始推陈,要得到自身最善的德行,就必须反身自诚,说到底就是一个字。不妨反推之: 先要自身诚,才能够去行善; 只有去行善,才可能自身而诚,并且得到父母亲的爱; 得到了父母亲的爱,才可能得到亲朋好友的爱; 得到亲朋好友的爱,才可能去治理天下,并且得到上级的认可,得到上级的信赖。《中庸》在这里把上位、下位、亲朋、父母、自身善德和诚心连到了一起,使得修为功夫具有了可行性可操作性。

       朱熹说: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孔融让梨,国人都知道。有外国友人告诉我,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的孩子听,孩子不以为然,说我为什么要让?”西方人强调要孩子学会竞争,不要忍让,否则今后到社会上会受欺负。这种想法不错,但是后果却很严重。当孩子学会了一饱私囊,损人利己而不会谦让,他今后成就大事业的空间将会变小。

       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而理性的社会,强调人的个体自由是不可以出让的,这与古代孝文化的由自己而天下,有内修而外治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而不应对古代的东西完全加以否弃,当然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是,理性地丢掉不合时宜的东西,并去发扬孝文化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包括人类文明当中那些普适性的美好价值,总结出东方孝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可以为现代人类社会提供精神支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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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5] [6][7][8][9][10][11][12][13][14][15][17][19][20][21][22][23][24][25][26]()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2701861

246224572499249824992526161325262477273424742498251224732507246725002516162612311830 页。

[3]《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第166 页。

[16]() 司马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06 页。

[18]朱自清: 《背影》,《文学周报》,1925 年,2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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